王华：（暨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我认为出版社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与市场的结合还不太紧密，由自己策划的选题比较少，还是习惯于等着人家送稿上门，而这些已经不能适应现今的市场经济体系。出版社要适应市场，迎接挑战，这就需要更新人员观念，观念更新的不足，就是对市场认识的不足。出版社内部必须建立以市场作为出版社源头和动力的机制，以推动出版社观念、工作思想路线的变化，在职工中树立竞争的观念。
出版社明年的出版重点还会放在社里的规模产品即心理学类、经济管理类及新闻类书籍上。为了适应市场，我们社还改变了选题的论证方式，在策划今年的选题之前，我们进行了市场调查，把这个调查结果作为决定选题的重要依据。在选题的论证过程中，我们不仅请社里的专家进行论证，而且请了许多社外人士，如新华书店的总经理、个体书商、上级领导等，对选题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从市场的角度来评判选题。而对于规模产品现存的一些问题，比如心理学类书籍存在的零、散、乱的问题，出版社要找准心理学书籍的市场定位，对出版社现有的此类书籍进行清理，找好切入点，，形成出版社的一大特点。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信息教育方面也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最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信息化的教学》、《信息化的多媒体教育》等书籍。另外，新近出版的《MBA的案例》一书，是一本企业老总的案例集，是由暨南大学的学生帮助完成，有很强的实用性。（本报记者祝晨阳）
周嘉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有人说知识经济的提法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谈论新经济了，从去年持续到今年，美国新经济大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市场上有关知识经济的图书已经很多了，但是到底什么是知识经济，新经济又新在哪里，似乎还难有明确的统一的认识。
从我国国情来看，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经济，知识的含量会越来越高，怎样利用知识经济的基本理念和成功模式服务于我国传统企业的改造是最为要紧的问题，建立中国的硅谷很重要，但是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更为紧迫，这不仅是一个纯经济观念的问题，而需要一个宏观到中观到微观的过程。我国的经营管理者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出版业在这方面的引介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要把这项工作切实地做起来，使倡导和实际两张皮的现象得以改观。（本报记者惠心）
雷鸣：（湖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无论大学出版社的经营者有何市场期待，“大学”这一神圣的字眼已经先天地决定了大学出版社的出书品位，这也是读者对大学出版社的期望。无论中外，成功的大学出版社无一不是以出版知识性、学术性图书和著作作为自己的市场产品定位的。
从服务的对象来看，大学出版社首先是为各自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的；其次是为相关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再次是为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就实际情况来看，大学出版社的服务范围甚至更广，可以说是服务整个教育即大教育（包括成人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因为高校是知识和文化的策源地，是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中心，在教育图书的开发上，既具有充足的知识资源，又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服务于高等教育或者延伸为服务于教育的大学出版社，其产品规划的平台就是教育类及相关图书，其图书品位也取决于是否有效地、合理地利用了这一资源。
坚持图书的高品位，对高校出版社来说，是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全国近百家大学出版社，高校学科门类几白种，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难以保证在每一个门类中都出版高品位的图书。这一个方面取决于各自主办高校的学科优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出版社的实力和水平。因此，图书选题的品位必须结合本校、本地区的学科优长和本出版社的人力、技术资源特点，有规划地进行选题建设，围绕本社的市场定位，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即选题要具有不可替代性（领先半步策略）和可替代性（超越别人的同类选题）。这样，就要求我们在确定选题范围时，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和综合评估，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选题不能贪大求全，要形成一至几个兴奋点，积极开拓，切忌跟在别人的背后，亦步亦趋。
张鸽盛：（重庆大学出版社社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知识的要求完全不同于以前时代，它不仅要求人们懂得知识，而且要善于运用知识；不仅要掌握传统的知识，而且要及嗣，学习新的知识；不仅要学会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要了解与之相关的其它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不是一次学习就管终生，而是要不断对拥有的知识进行更新，活到老、学到老。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的要求使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越来越迫切，没有知识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一个学知识、学技术、进学校、上夜大已成为下至青年、上至老年，从农村到城市许多人共同的行动。在深圳，打工仔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提起书包上夜大学习已不是什么奇闻趣事。作为传输知识的出版业，在这个时代里的任务将更加艰巨，新的形势要求出版业不仅要继续搞好纸介质书籍的出版，而且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积极发展磁、声、光、电似及网上出版，以各种不同的出版物给人们传输新的知识、技术和信息。
磁、声、光、电以及网上出版打破了几千年来纸介质出版物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出版业一场新的革命。它以形象、生动、准确、快捷的形式给人们一种新的感受，博得了许多人的喜爱。今天，已有不少人习惯于在多媒体上学习知识，在网上了解信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新的出版形式将同纸介质出版物一道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享受。
知识经济时代迫使人们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又促使出版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也是当今社会对读者、对出版业的共同要求。
郭爱民：（东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知识经济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出版业作为知识型行业和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与知识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研究和实施面向知识经济的出版创新，是时代向出版业提出的一大课题。
所谓出版创新，就是要在出版业的经营和管理实践中追求新颖、奇特、独创、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不应只会围绕着一个点去思考，只会死守着一个方面去思考，否则创新就很难成功。本文试从观念创新、管理创新和人才创新三方面谈一下个人的浅见。
观念创新就是思想创新、理念创新和意识创新。正所谓：观念一新思路宽，思路一宽天地变。为此应做到：一是要摒弃依赖出版行业垄断、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思想，树立竞争意识；二是要摒弃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传统观念，树立外向意识，加大对外版权贸易的力度；三是要摒弃“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小农经济思想，树立发展意识，抓住机遇，努力增加经济实力；四是要摒弃“等、靠、要”的落后思想，树立开拓意识，加大自主选题策划的力度；五是要摒弃广种薄收、普遍“培养”、不计成本、不讲核算等粗放型经营的观念，树立精品意识，真正实现出版业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六是要摒弃“一次学习，终身受用”的落后观念，树立充电意识，提倡终身学习，强调永续创新；七是要摒弃“一生一岗，从一而终”的陈旧观念，树立轮岗意识，提倡一专多能、多才多艺；八是要摒弃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做到守土有责。
王佳玉：（大连理工出版社副总编辑）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契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从考文凭、拿学位到注重实际技能培养，对知识的需求逐渐深化、细化、多化，出版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增长点。我们出版社直接出的有关知识经济、知识资本的书比较少，但间接服务于读者求知需要的图书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些产生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象MBA系列、高等教育辅导用书、引介新学科新领域的图书等。随着教育制度的改进、国外先进教育观念的引入，对相关图书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大学出版社也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相对来说，大学出版社因为背靠高等学府而增加了知识含量，我们既有市场，又有专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占优势的竞争力，国外的大学出版社大多是引行业之先的，我们在国内的趋势也会越来越好。（本报记者惠心）
刘明辉：（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正在蓬勃兴起的知识经济对于出版业来讲，既是良好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这一点对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这样的财经专业大学出版社而言，体现得较为明显。
说它是良好的机遇，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出版社的经营运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外部网络，大大拓展了我们获取相关信息的范围，减低了信息搜集成本，提高了选题策划、市场调研、业务沟通以及营销推广的方便程度和效率；通过内部的管理信息系统，大大坚强了内部的经营运作管理，提高了内部信息沟通的深度、广度、秩序和效率；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配合了传统的宣传推广方式。以我社为例，现在的国际合作项目大约每年70种，几乎所有的资料搜集、版权协商、日常联络工作都是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原创选题的策划调研、作者遴选乃至交接稿件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互联网络；社内装配了局域网，编务、印制、发行、财务等大部分业务都实现了计算机处理；开通了自己的网站http：／／www．duftp．com．cn，为读者、作者和客户查找相关信息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详实、美观、实用的平台。
第二，对于我们财经专业出版社而言，知识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新兴的选题热点。我社在分析读者需求、自身特点和优势、竞争的同类书等情况，于1998年成功引进、翻译、出版了“数字经济———网络世代经典译丛”（5种），其中包括美国数字未来学家DonTapscott、丹麦哥本哈根未来研究院院长RolfJensen、加拿大管理咨询家JohnThorp等国际著名专家对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等的论述和预测，在书业界和专业界获得了良好的反应。此外，我们还先后组织了20余部电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选题，包括学术著作、教材和一般读物等层次，受到书店、教学单位和读者的欢迎。
说它是严峻的挑战，则是因为我国出版行业的现状离知识经济条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想适应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知识经济对出版社的基础结构（资产、人员结构、专业技术、运作模式、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应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它还加剧了竞争和淘汰所带来的“强者愈强，赢家通吃”效应，这对于资本和经营规模小、技术、机制和管理落后、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的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而言，形势十分严峻。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社及时调整了发展思路，改革了内部管理体制，重组了业务流程。我们今后将在整合既有出版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在财经专业教材、财会类图书和引进版经管图书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在凸现核心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优化选题结构，树立专业品牌，以便迎接挑战，自强图存。
韩德委：（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书记兼副主编）知识经济时代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气势磅礴地向我们走来，知识经济时代为社会组织和成员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同时提供了严峻的挑战。而在这其中，出版业首当其冲，出版业只有正视并顺应这种大趋势才能拥有生存空间，发展希望和发达机遇。
中国的出版业，就整体规模和图书品种说来都是空前的，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出版业比较，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中国入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出版业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总体框架内，应当深刻思考我们历史现状、优势劣势，积极探索一条既与世界出版业接轨又保持中国特色的崭新发展之路。
这条新路起码应包含两方面基本内容。
其一，就如江总书记指出的，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出版业只有代表正确的文化方向，才能通过积极传播理论、思想、文化的手段，武装人，塑造人，鼓舞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改革发展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其二，实现以积累知识为主向创新知识为主的转变。知识经济时代的突出标志是新知识大量涌现、几何数字增长并迅速作用于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北京即将开业的“知识银行”正是应运而生。而作为知识主要载体的出版物必须为新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提供便捷有效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选题上除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整理传承之外，必须把眼光瞄准新的知识增长点，注重新科技的搜集与传播，摒弃低层次上的重复运作，在以软件为标志的信息工程、以基因为标志的生物技术和以纳米管为标总的新材料等等科学技术领域有所作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时，出版业自身的建设、运作和管理必须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从编校、排版、印刷、发行、结算和提供服务都必须网络化、现代化，迅速完结传统的作坊式的运营，并把电子出版放在重要的位置。唯此，才能适应日趋激烈图书出版业的竞争，才能安全地生存并快速发展。
创建崭新的中国出版业是世界经济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其间充满了艰难与希望，当着中国出版人及其管理者都理清了思路并奋力前行时，这便不是遥远的事。知识的传播者———出版业应当而且必须与知识经济时代同行。
杨昭茂：（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
当前，我国出版业要面对的就是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和加入WTO的挑战，作为理工科大学出版社，我们还面对着全国图书市场的特殊挑战：一是出版资源占有的激烈竞争，二是销售市场的无序竞争。在新形式下，我们要根据本社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措施，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创造自己的品牌，争取更大的发展。首先，要以人为本，加强人才培养。人才竞争是出版业竞争的根本，我们要继续优化人员结构，引进本社短缺人才，提高人员素质，建设一支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出版队伍。第二，要努力使本社出书特色更明显，逐步形成一些本社图书品牌。争取在三五年内基本形成反映本校学科优势的几套新教材，使之占有一定的市场，并成为长销品种。第三，要继续出版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特别重视配合本校学科建设需要的专著和教材的出版。第四，要进一步贯彻出版业“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使本社图书整体质量有进一步提高。第五，要进一步强化图书营销工作，使本社图书发行量有更大幅度增长；要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争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我社一直坚持出版工作“两为”方向和大学出版社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努力做好本校“科学丛书”、研究生用书和本科生教材三个层次图书的出版工作，也为广东省和其他未成立出版社的大学、科研单位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教材。我社还努力出版为科教兴国服务的实用技术类和文化教育普及类图书，其中“实用电工系列书”、“计算机知识系列书”、“医疗保健系列书”、“绿色食品与健康丛书”、“当代应用写作丛书”等畅销不衰；有些图书入选全国服务“三农”图书书目，有多种图书获全国或教育部优秀畅销书奖。有些单本书年销售量超过100万元码洋，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总之，我社全体职工要在新的征途中，振奋精神，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及技术优势，努力使本社成为办社水平与学校的发展规模和地位相适应，出版特色较为明显的理工科大学出版社。
蒋东明：（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它对大学出版社的影响更为突出，厦门大学出版社作为一个小型的出版社，如何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做好出版工作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突出特色。现在是知识带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厦大出版社立足于具有良好人文环境的厦门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版社的发展。但厦门大学有许多老的学科，而且出版社各方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紧迫感不够，这是出版社有待改进的地方。出版社是由人和书两方面构成，其中，从人出发是最重要的。出什么样的书是由人来决定的，而人要找到一本好书就要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在市场中辨别、策划，将知识固为出版物。
针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社加紧了对以下几方面图书的出版力度：首先是针对新技术方面，尤其是能够影响人们生活的一些先进技术方面的书籍。现在，厦门大学设有网络远程教育学院，这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有很大区别，为了能使同学更好的熟悉和利用网络资源，出版社发行了《网络狂飙》丛书，共6本都是由厦大的老师编写的，出版后很受欢迎。
其次，知识经济时代也是一个创业的时代，现在独自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厦门临近台湾，台资企业较多，出版社利用这种优势与台湾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合作出版了《福有企业管理书系》，这套书系注重实际，为中小企业的老板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
传媒事业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厦门大学的新闻系与我们合作一起出版了《21世纪广告丛书》及《传媒学丛书》，共十种左右，出版社还计划在明年出版一系列法律方面的书籍，大概有一、二十种左右。
（本报记者祝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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